《霍夫曼照相馆》

“对了，你刚才说会化杂志上的电影明星的妆容？能不能……找个时间教教我？我也想学。”

我想起卢恩对“禁忌读物”的热情，和爱娃此刻的眼神如出一辙。对有些女孩来说，化妆不是伪装或防御，而是一种游戏，一种探索自我可能性的方式。

“可以”

第一天的工作从下午开始。顾客是一位即将结婚的年轻女孩，由母亲陪同前来。她五官集中，骨骼感强，希望拍照时“脸看起来小一点，眼睛大一点”。

霍夫曼先生的要求在我脑中响起：自然，不着痕迹。

我选择比肤色深一个色号的修容粉，轻轻扫在她下颌线和颧骨下方——不是柏林流行的那种明显阴影，而是不明显的色调过渡。眼妆只用最浅的棕色在眼窝处晕染，内眼线填补睫毛根部，外眼线几乎不拉长。腮红是淡淡的蜜桃色。

完成后，女孩在镜子前左看右看。“好像……没什么变化？但又确实更好看了。”

她的母亲满意地点头：“这种妆容比自己化的妆更加端庄。她自己化妆看上去不像一个即将结婚的人，妆容太浓，拍出来都不像本人了。”

但从光学角度来说，浓妆能放大她的优势，更加上镜。

霍夫曼先生经过时瞥了一眼，什么也没说，但微微颔首。

第一关通过。

下班时已是傍晚六点。我按照尤尔根给的地址，前往慕尼黑大学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与尤尔根和伊丽莎白约在那里见面。

尤尔根和上次见面一样，浅棕色头发凌乱，看到我立刻大幅度挥手：“露娜！这里！”伊丽莎白坐在他对面，亚麻色长发披肩，微笑着向我点头。

“欢迎回到慕尼黑，”伊丽莎白说，“柏林大学录取的事，恭喜你。“尤尔根，先让露娜点些喝的。”伊丽莎白转向我，“路上顺利吗？柏林那边一切都好？”

“谢谢。路上顺利。柏林的朋友们很好。“我坐下，点了杯黑咖啡。

“露娜，你夏天在慕尼黑做什么？”

“在霍夫曼照相馆做化妆师。”

“化妆师？”尤尔根眨了眨眼，“听起来和数学完全不一样。”

“本质上也是应用几何和色彩理论。”我淡淡地说。

尤尔根笑起来：“说得好！一切皆数学！

“尤尔根，伊丽莎白，你们暑期留在慕尼黑做研究？

“对，导师有个数论相关的项目，关于素数等差数列的。”尤尔根迫不及待地切入正题，“你上次在柏林提到的关于高维推广中奇异结构复杂性的问题，我回去后和伊丽莎白讨论了很久。我们觉得，也许可以从筛法的角度重新构建……”

尤尔根跳跃的思维与伊丽莎白在旁边适时地修正和补充，讨论变得高效而深入。我分享了一些在柏林大学讲座和沙龙中接触到的新思想，他们则介绍了慕尼黑大学数学系近期的一些研究动态。

一小时后，尤尔根提议：“去喝一杯？我知道附近有家不错的啤酒馆，气氛很轻松。”

伊丽莎白微微蹙眉：“不要去贝格勃劳凯勒。最近那里……不太平静。”

尤尔根摆手：“当然不去那儿。那里就成了某些人的圣地。我们去奥古斯汀啤酒馆，传统，游客多，反而安全。”

“贝格勃劳凯勒……”我想起1923年那里发生了一场暴动。当时我还在上小学，只记得大人们紧张的低语和街上突然增多的警察。现在，那里似乎成了某种极端思想的聚集地。

“我认识的一个叔叔让我少去那些地方。”我说。这是事实，表明立场，同时避免卷入。

奥古斯汀啤酒馆人声鼎沸，木制长桌旁坐满了各色客人。我们选了角落的位置，点了啤酒和小食。尤尔根喝了一大口啤酒，舒了口气：“有时候觉得，数学之外的世界越来越吵了。”

伊丽莎白转动着酒杯：“我父亲在报社工作，他说最近政治新闻的篇幅越来越大，观点也越来越……极端。”

“柏林也一样。”我说，“街头的口号，集会的喧嚣。但大学里暂时还算安静。”

“希望如此。”尤尔根摇头，“不过慕尼黑毕竟是……运动兴起的地方。大学里也有学生团体开始活跃，穿褐衫，喊口号。我们数学系还算好，哲学系和历史系那边争论得很厉害。”

伊丽莎白点了点头。“有些教授开始夹杂一些……与学术无关的评论。关于‘德意志科学’、‘纯粹性’之类的。”

“愚蠢。”尤尔根嗤之以鼻，“科学就是科学，哪来的‘德意志’或‘犹太’之分？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他的相对论难道是‘犹太物理学’？荒谬！”

“小声点。”伊丽莎白看了看周围。

“选择忽略噪音是最优策略。”我说，“专注可解决的问题。”

伊丽莎白看了我一眼，若有所思：“但有些噪音，可能会改变解决问题所依赖的公理体系。”

她说得对。如果整个社会的“公理”——基本的价值前提和规则，被暴力修改，那么即使是最纯粹的数学研究，也可能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冯·诺伊曼选择离开，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计算。

“所以我们得在改变发生前，尽可能推进研究。”尤尔根举起酒杯，“为数学，为还能安静思考的日子。”

我们碰杯。啤酒的苦涩在舌尖蔓延，伴随着啤酒馆里蒸腾的喧沸。

笑声、碰杯声、巴伐利亚民谣的片段，以及远处隐约传来的不和谐的激昂演讲余音。这些声波在空气中迭加、干涉，形成复杂的波形。

“所以，我们平常什么时候见面？露娜，你一般什么时候有时间。”伊丽莎白问我。

“霍夫曼先生让我周日休息。”

“那就周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