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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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0月3日 深夜｜河北，太行山区某处
【以下内容摘自张秀英日记。原件现存于石家庄抗战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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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建国走了一年零三个月。
我已经不太记得他的脸了。有时候夜里醒来，想要回忆他的样子，脑子里却一片模糊。只有那双眼睛还清晰——那双从小就特别亮的眼睛，像两颗黑葡萄。
小妹长高了不少。她现在能帮着做很多事了——送情报、站岗、甚至帮伤员换药。队长说她聪明、勇敢，将来会是个好战士。我听了心里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她在长大，难过的是……这种长大，不是我想要的。
今天营地里来了新人。是从北平逃出来的，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一个不到周岁的娃娃。女的姓林，男的姓陈，都是大学生，原来在北平的什么研究所工作。苏修佔领北平后，研究所被接管了，他们不愿意给苏修做事，就跑出来了。
一路上走了三个月，差点没命。女的脚都走烂了，男的饿得皮包骨。那个娃娃倒是白白胖胖的，大概是当娘的把吃的都给他了吧。
我给他们盛了一碗小米粥。女的接过碗，眼泪就下来了。她说：「大姐，谢谢你。」我说：「别谢我，到了这里就是一家人。」
晚上，队长开会，说上级传来消息，美国人答应给我们送一批新武器——什么「陶」式导弹，据说专门打坦克的，一发就能把苏修的t-62掀翻。大家听了都很高兴，有个小伙子说：「有了这东西，看苏修的王八壳子还神气不神气！」
我没有说话。武器是好东西，但武器救不了建国。什么武器都救不了已经死去的人。
会后，我一个人坐在山洞口，看着外面的月亮。今晚的月亮很圆，很亮，照得山谷里一片银白。建国走的那天晚上，也是这样的月亮。
我想，他现在在哪里呢？在天上看着我吗？能看到他妹妹长高了吗？能看到他娘还活着吗？
写到这里，笔有点抖。不写了。明天还要早起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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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的时候，苏修的一个排摸上山来了。不知道是谁走漏了消息，他们直接奔着我们的营地来的。
哨兵发现得早，开了枪报警。大家赶紧转移。我拉着小妹跑，一边跑一边听见后面枪响。
跑了大概两里地，躲进一个山洞里，才敢停下来喘气。清点人数，少了七个人。有三个是掩护大家撤退时牺牲的，还有四个不知道是跑散了还是被抓了。
那对年轻夫妻也不见了。
下午的时候，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在山下的村子里看见了苏修的人。他们把抓到的人绑在村口的大树上，当眾审讯。那个姓陈的男人被打得浑身是血，但什么都没说。苏修的人急了，把他老婆和孩子拉过来，说他不说就杀他老婆孩子。
侦察员说到这里说不下去了。我问他然后呢，他不肯说。我再问，他说：「大姐，您别问了。」
晚上，我又一个人坐在山洞口。今晚没有月亮，天很黑，什么都看不见。
我在想那个姓陈的男人。他为什么不说？他明明可以说的。说了，也许他老婆孩子能活。不说，三个人都得死。
我不知道他是对是错。我只知道，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我们才能撑到今天。
我呢？如果有一天苏修抓了我，拿小妹威胁我，我会怎么做？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希望那一天永远不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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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收到了上级送来的新武器。真的是「陶」式导弹，美国货，上面的英文字还没刮乾净。
教员来教大家怎么用。小妹也去联了，学得比谁都认真。教员夸她：「这小姑娘有出息，将来能当炮兵。」
炮兵。我十三岁的女儿，要当炮兵。
晚上吃饭的时候，小妹突然问我：「娘，我们还要打多久？」
她又问：「打完仗以后，我们回石家庄吗？回我们原来的家？」
我说：「当然回。等苏修被赶走了，我们就回家。」
她低下头，小声说：「可是爹和哥都不在了。家里就剩我们两个。」
然后我抱住她，抱得很紧。她的身子在发抖，我的身子也在发抖。
「小妹，」我说，「等打完仗，我们回家。把家里收拾乾净，给你爹和你哥立个牌位。然后你去上学，上大学，找个好工作，嫁个好人。我就在家里等着抱外孙。」
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真的吗？」
「真的。娘什么时候骗过你？」
她笑了。这是她这一年多来第一次笑。
我也笑了。但我心里知道，这些话，可能只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
不过没关係。有梦总比没有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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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1月12日 10:00｜莫斯科，苏共中央全会
勃列日涅夫站在讲台上，面对着数百名神情各异的中央委员。
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他第一次在全会上全面汇报「中国局势」。过去两年，这个话题一直被小心翼翼地回避着——报纸上只有胜利的消息，广播里只有英雄的故事，没有人愿意讨论那些令人不安的数字。
但现在，纸包不住火了。
「同志们，」他开口说，声音比平时沙哑，「关于中国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向大家坦率地通报一些情况。」
「军事上，我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他说，这是老调重弹，「毛泽东死了，北京在我们手里，中国北方的主要地区都已经『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的目标已经基本达成。」
他停顿了一下，环顾四周。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和平化』进程比预期的要困难。残馀的反革命势力仍在部分地区进行顽抗，游击活动此起彼伏。」
「一些数字。过去两年，我军在中国的伤亡总数是：阵亡三万七千人，伤九万四千人。损失坦克六百馀辆，飞机一百二十架，各种车辆数千台。」
会场里响起一阵低沉的议论声。
「这个伤亡数字，」勃列日涅夫继续说，「比我们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加起来还要多出几十倍。」议论声更大了。
「经济上，维持中国驻军的开支正在严重影响我们的国民经济。根据财政部的估算，过去两年我们在中国的军费支出约为八百亿卢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十五以上。这还不包括对佔领区的『援助』和『重建』费用。」
他放下报告，直视台下的中央委员们。
「同志们，我不想隐瞒任何事情。我们面临一个选择：是继续投入更多的资源，把这场战争打到底；还是寻找某种政治解决方案，减少我们的损失。」
「总书记同志，」一个声音从台下响起，那是乌克兰第一书记谢列斯特，「您说的『政治解决方案』是什么意思？是要和那些反革命残馀谈判吗？」
勃列日涅夫的脸色微微一变。
「不是谈判。」他说，「是……策略调整。我们可以考虑巩固现有成果，把资源集中在北方地区的『建设』上，而不是无限制地追剿南方的残馀势力。」
「这不就是变相承认失败吗？」另一个声音响起，这次是苏斯洛夫，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我们向全世界宣布要『解放』中国人民，现在你说不打了，那些死去的苏联青年怎么办？他们的牺牲有什么意义？」
会场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勃列日涅夫深吸一口气。他知道这一刻迟早会来——当战争的代价开始超过人们的承受能力时，责任的追究就不可避免。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他说，努力保持平静，「我没有说要放弃。我说的是策略调整。我们可以——」
一个苍老的声音打断了他。所有人都转过头去，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正缓缓站起身。
那是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这位八十六岁的老布尔什维克，经歷过列寧时代、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是党内硕果仅存的元老之一。他已经退休多年，今天却意外地出现在会场上。
「米高扬同志，」勃列日涅夫的语气变得谨慎，「请讲。」
米高扬缓缓走向讲台。他的步伐蹣跚，但目光依然锐利。
「同志们，」他说，声音像是从很远的歷史中传来，「我今年八十六岁了。我见过革命，见过内战，见过大清洗，见过卫国战争，见过太多太多的死亡和毁灭。」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全场。
「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杀死几百万人，佔领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然后宣布这是『解放』。」
「你们说毛泽东是修正主义者，是苏联的敌人。也许他是。但那些死在我们炮火下的中国农民，那些在我们的『清剿』中被屠杀的平民，他们是修正主义者吗？他们是敌人吗？」
「米高扬同志，」苏斯洛夫急切地插嘴，「这个问题不能这样简单化——」
「让我说完。」米高扬抬起手，声音平静但不容打断，「我快死了，没什么好怕的。我只想说一句话，一句我在这个大厅里憋了两年的话。」
他直视勃列日涅夫的眼睛。
「列昂尼德·伊里奇，这场战争是一个错误。一个巨大的、不可挽回的错误。我们不可能征服中国，就像拿破崙不可能征服俄国、希特勒不可能征服苏联一样。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从这个泥潭里脱身，在我们的国家被这场战争拖垮之前。」
他转向全场的中央委员。
「同志们，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十年后、二十年后，当你们回顾这段歷史的时候，你们会明白我说的是对的。」
说完，他转身离开了讲台，缓缓走向出口。
没有人阻拦他。没有人说话。
只有他蹣跚的脚步声，在空旷的会议厅里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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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米高扬在他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去世了。
官方的说法是心脏病发作。
但有些人说，那是他自己选择的结局——在说完最后想说的话之后，他终于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