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国师第692节

这时候，他就不得不出来说几句了。

姜星火轻咳了一声，说道：“我倒是觉得这汉儒与宋儒的划分有些偏颇，汉儒不但通经致用，也传承孔孟之学，所谓汉儒与宋儒，区别之处更多的在于汉儒研究经学，因此多喜微言大义，而人性之论，汉儒依然渊源于孟子，朝廷尊重荀子不假，但也未见得就要彻底否定孟子；朝廷想要复兴汉儒思想不假，但同样也不是说就要把宋儒一并埋入土里，要真是如此，岂不是天下大乱了？”

姜星火这话，自然是真正意义上的有一说一，属于很公正的说法了，不偏不倚，因此，众人都觉得客观。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变法虽然要有变革，但变革不是让你走极端，做事情总要循序渐进的来，对于思想界来说，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这么多年了，下个政令变了容易，那拿什么来承接？怎么面对无数读书人的反噬？总该是一步一步进行的。

姜星火已经实现了变法在思想方面被世人所认可，接下来，就是把新学思想慢慢推广开来，同时用心学来分流理学，如此一来，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潜移默化，理学的主导地位，自然就被调换下来了，这才叫水到渠成。

没挖好引流渠就直接炸大坝，这不叫整狠活，这叫找死。

“那依您看来，现在《明报》上讲的这些大儒刊登的‘经史分流’之类的观点，是什么意思呢？”

方姓士子很认真地请教姜星火。

姜星火笼着手，身子靠在窗边，微微斜侧过来。

“我理解的意思，经史分流也好，研究《王制》的指导意义也好，目的肯定不是为了彻底推翻理学，而是说，很多东西，不是研究理学能做到的。”

“通经致用、经世致用，讲究的都是实用。”

“所谓通经致用，意思就是不尚空言，要‘在坐而言、起而可行’，也就是说，不能有程朱理学这种‘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弊病。”

“至于为什么要研究‘经史分流’？经术是治学的基础，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吧？”

士子们纷纷点头，这个是没疑问的，毕竟会试第一场按惯例就是四书+五经，现在是五书+五经了，但加了《荀子》是一码事，五经总是没变的。

而五经，传承的就是经学的那一套，虽然最重要的《春秋》微言大义给整的已经没学子重视了.但不管怎么说，经学始终是没断传承的。

姜星火又道：“经学是治学的基础不假，但若论运用方法，历史更为重要。”

“人不读经书，不知自处之道；不读史书，无从治其国家。”

“今日提经史分流，大约便是这个意思。”

“同样，为什么要提《王制》？这个事情方才我说了，但没细说，其实研究的再深刻一些，说穿了也简单，无非就是《王制》等礼乐的用途，并非是为了恢复上古时期的冕弁之服、鼎俎之设，而在于考究上古典章制度，明确文化制度发展，为今日的制度设计提供参考，这就是‘通经致用’的实际用途了。”

姜星火其实没说几句，但句句都在点子上，让这些落榜举子，是真的觉得自己好像看问题的层次和深度，骤然被拔高了好几个等级。

方姓士子加着小心，本想就此打断，但还是忍不住低声来问道。

“那为何又要梳理古文、今文学派呢？还请您不吝指点。”

“古文、今文学派是怎么回事，知道吗？”

姜星火问的这个问题，还真不是瞧不起这些举子。

对于这个时代，专心于通过科举这块敲门砖走入仕途的读书人来说，除了科举相关的书籍，其他一律都可以归于“杂书”范畴。

科举考什么，之前已经说过了，而在科举考试的默认比重里，第一场四书五经八股文＞第二场试论、判语、诏诰表＞第三场时务策问。

而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考试，这些东西，早就有完整的训练手册了。

虽然大明没有《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但类似的东西，是不缺的。

譬如诏诰表这些东西，都是有固定模板的，多准备几套，照着往里填，你写的不好不要紧，只是正常得分，拿不了满分而已，但本来这些涉及到历史的东西占比就不高。

至于第三场考的时务策问，在唐宋时代，这是科举重点之一，可在明代，属于是考官都懒得看一眼，像是今年甲申科这么明令重视时务策问的年份，反倒是极其罕见的。

所以在真实的备考条件下，为了节约时间追求效率，考生们对史书内容不太了解，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考的四书五经，里面的五经虽然是经义，虽然跟经学脱不了干系，可说实话，这时候考的最多的就是《诗》《易》《书》，《礼记》和《春秋》基本不怎么考，四书五经是要靠八股文的，也不需要考生去了解这里面的历史。

因此，要是这些落榜举子，对于古文、今文学派的历史渊源一无所知，姜星火也不会很奇怪。

但这里面的陈姓士子，倒真是爱读书的，这时候竟然能流畅完整地答出来。

“经学源头，乃是西汉汉武帝建元五年，施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设五经博士，以通经作为选拔官员之标准，由此有了经学，而经学分为古文和今文两派。”

“今文经学是指以当时的文字，也就是汉隶写成的用来给人阅读的经文，讲求通经致用，使经学它成为治国平天下的工具，同时阐发六经中的微言大义。”

“古文经学则是用先秦篆书写的经文，是复古派的作品，一开始只是在民间流传，认为孔子述而不作故此六经皆史，主要研究六经的本意，因为是用篆书写的，而且先秦各国文字不统一，所以古文经学注重名物考释、文字训诂的治学方法。”

这个答案是很标准的，实际上一开始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的区别很简单，也就是对于现实政治与学术研究的不同偏重上，今文学派更关注于现实政治，把孔子当做政治家，认为六经是孔子在春秋时期“托古改制”的政治手段，其实说白了，就是通过对经文的解释来给董仲舒的一系列变法赋予思想和法理上的依据，即“六经注我”。

而古文学派在最初则是更专注于学术研究，把孔子视为一名史学家，认为六经都是前代留下来的史料，孔子是记录者，所以才要通过名物考释、文字训诂这些方法，以类似考古的手段，来对六经的微言大义进行复原，然后再阐释出来，即“我注六经”。

“那古文和今文学派后来呢？”

这个众士子就答不上来了，还是柴车帮忙解围：“后来，大约是变了味了，都成了汉庭内部斗争的工具，譬如西汉末年刘歆大力提倡古文经学，激烈批判今文经学，遂引发了持续两百多年的古今文之争王莽就是古文学派的执牛耳者，建立新朝后就将古文经版本的《周礼》立为官学。等到了东汉，则是郑玄以古文经为主，兼收今文经，重新遍注群经，统一了古文、今文两大学派。”

姜星火似是有些刨根问底：“再后来呢？经学忽然就没了吗？直接过渡到北宋五子的理学了吗？”

“这”

这次柴车也答不上来了，柴车看了看郭琎，郭琎也不知道。

如果姜星火不问的话，其实平常他们好像也不会去想这些问题。

就好像，从三国到北宋这740年的历史，一直在打的头破血流，学术思想就像是断层消失了一样。

那么，真的消失了吗？

当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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