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零四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下

当然这只是一件小事，我们所遭遇的危局不仅仅是这些，倭寇在中途岛大败之后，深感中国战场不能继续维持下去，急需改变现状，所以制定了两个作战计划，就是五十号作战计划和五十一号作战计划；所谓五十号作战计划，就是在民国三十一年的九月份以五个师团的兵力渡黄河，歼灭胡宗南部的主力，而后南下进逼四川。

五十一号作战，则是以鄂西作为出发点，并拟于民国三十二年春寒之后从宜昌附近动用八个师团的大军，配合五百架飞机，溯长江西上，直杀重庆，其最终企图便是两路夹击重庆，威胁陪都，以致中国于死地，不过这个计划被日本参谋会议否定，因为这些人都有过和中国军队交锋的经验，他们认为，以目前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只是如此规模，恐怕根本无法达成目的，胜算不大。

所以他们要求地面攻击部队增加到四十二个师团，其中十五个师团外加十四个独立旅团负责治安，并对付敌后游击作战等，以十八个师团的主力从宜昌全力仰攻重庆；于是所谓五十号作战和五十一号作战一下子变成了五号作战，五号作战被裕仁这个王八蛋批准，但是因为太平洋战争吃紧，倭寇被迫放弃了这个庞大的作战计划，这一次将要动用一百万人作战的庞大会战计划破灭。

这却也是美国人所作出的为数不多的贡献了，但是这个贡献可不是美国人特地做出来的，而是无意中，所以后遗症很猛烈，那就是民国三十三年的一号作战，当然，这是目前我所预料不到的；我只知道，仗打到这个时候，我们和倭寇都已经山穷水尽了，可是我们还是有所不同的。

日本毕竟是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有着严明的法制，所以日本还可以有效地组织未能参展的人员进行没有报酬的劳动，无论是老弱病残还是幼年孩子，都可以以动员起来压榨他们的劳动力，虽然听上去很残忍，但是战争的本质就是残忍，打仗就是打钱，打资源，战争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力是毁灭性的，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战争都只能带来毁灭而不是发展。

倭寇尚且能够压榨人民的劳动力，而中国却连这一点儿做不到，因为中国没有完善的户籍制度，使得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有效的动员人民参与保家卫国的战斗；日本明治维新第一件事情就是统辖规范户政，这样才可以使得国家有效的管理人民，包括纳税服役和接受教育等等等等的一切，这都是户政的重要性的体现，而中国没有，前清灭亡之后，中国始终都是军阀混战的混乱状态，国家尚不能统一，何来户籍制度的实施？

所以我们连动员的能力都没有，我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动员人们去为保家卫国做出贡献，我们被称为一盘散沙，还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实际上，我们就是如此，我们空有国号，而没有国家；战争对于美国日本这样的已然如此，那么对于中国这样的穷国家而言，又会是如何？看看老美打仗的方式，炮弹子弹不要钱的倾泻，坦克装甲车不要钱的往前冲，兵舰炮舰仿佛就是别人送的。

而我们呢？连步枪都凑不齐，而如今竟然扛过了六年的蹉跎岁月，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走到这一步，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倭寇也已经山穷水尽了，可是相比之倭寇严密的社会组织，我们只能是山更穷，水更尽，打起仗来，我们更加没有底气，但是因为我们的这几支二十世纪的军队，我们才撑了下来，可是战争时期我们掌握着大义，可以用大义来抵消人们的不满，但是一旦结束了战争，我们还有什么理由？

一直到抗战结束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一个低阶军官的军饷只剩下了民国二十六年的三十分之一，就算是最受优待的大学教授这一类的职工的工资，也只剩下了民国二十六年的二十分之一，这已经是国府的最大能力了，没办法，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了，之所以那么多军队一方面对一百兵团充满怨念，一方面又急切的想要加入一百兵团，就是因为一百兵团的首级记功制度。

可是这些钱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英国和美国，少部分是校长支出的，就算如此，这个制度也是褒贬不一，最后，无奈之下我只有向全军通报了这种情况，不需要校长支出这笔费用，而改由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笔钱来支出这笔费用，到最后，为了缓和财政危机，这最后一笔钱，也交给了校长去运作，无可奈何，真的是无可奈何，但凡有一点点办法，我们都不会采用那种方法。

被逼到后来，我们无可奈何地使用了饮鸩止渴的昏招，大量的印刷钞票，最终导致了法币的快速贬值，国家的金融体制崩坏，一发不可收拾，我的这笔钱，校长没有用，校长大概也知道这笔钱的数目虽然庞大，但是比起整个国家八年的亏空，只是九牛一毛，所以校长没有用，而是在抵达台湾之后把这笔钱还给了我，作为我的起步资金，他对我说国家欠我父子的太多了，太多了。

国家危难之下，军人固然可以为了国家流血牺牲，知识分子们也可以忍受清贫为国育才，为国家保全未来的希望，但是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有人可以忍受，但是更多的人则是不能忍受的，所以当时社会上流传一句话，工不如商，商不如屯，这就是说做工不如做生意，做生意不如囤积居奇，因为按照当时的程度，只要不卖出去，已经是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