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露情报

秋山的声音在空荡荡的仓库里响起来，沙哑、破碎，像是喉咙里塞满了碎玻璃。

　　他说得很慢，每说几个字就要停下来喘一口气，被敲碎的小指在椅子扶手上无意识地抽搐，指甲缝里还在往外渗淡红色的组织液。

　　但他没有停。

　　一旦开始说了，就好像打开了阀门，积攒了几个月的东西在恐惧和崩溃的驱使下倾泻而出。

　　“第一个人叫罗洪。中统上海区行动队第三分队副队长，三十多岁，苏北口音，右手虎口有道刀疤。他去年在码头排查中被捕过一次，关了两天，期间武田的亲信和他谈了一次话。不是审讯，是谈话。”

　　“之后他就开始定期通过闸北一家照相馆的老板往外递消息。照相馆在宝山路靠近横浜桥的地方，门口挂着柯达胶卷的广告牌，老板姓钱，左手缺半截食指——那是罗洪和特高课之间的信差。行动队每次外勤之前罗洪都会提前把目标地点和时间通过钱老板递出去，至少提前半天。煤场行动那次他没来得及递。”

　　王耀华靠在门框上，听到“煤场行动”四个字时搭在臂弯里的手指不易察觉地收紧了一下。

　　老邢坐在木箱上，膝盖上摊着一本皱巴巴的牛皮纸记录簿，铅笔头在纸面上飞快地划，字迹潦草但清晰。

　　秋山说的每一个名字、每一个地址、每一次情报传递的时间节点，他都一字不落地记下来。

　　“第二个人叫刘阿四。中统外围交通员，负责跑闸北到公共租界这条线。他本人不是特高课的人，但他有个哥哥叫刘阿三——那个人是特高课外勤班铃木手下的线人。刘阿四不知道他哥在给特高课干活，但他哥每次喝酒的时候都会套他的话。刘阿四嘴不严，几杯黄汤下肚什么都说。"

　　"苏成德叛变之后你们转移据点，刘阿四知道其中三个据点的新地址，他跟他哥喝酒的时候全漏出去了。这三个据点后来被特高课监控了，但因为你们一直没有启用，所以特高课也没有动手，只是在等。闸北伏击那天刘阿四也在外围，他哥提前知道他要去竹篱笆弄放回信，所以那天特高课的巡逻车才会在那个时间段经过那条巷子。”

　　秋山说到这里咳了一声，嘴角溢出一丝血沫。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了，但他用力咽了一口，继续说下去。

　　声音越来越弱，但每一个名字都咬得很清楚，像是在交代遗言。

　　“第三个人没有代号，特高课内部叫他‘账房’。这个人是中统情报科下面的人，今年年初被授权接触中统沪上区情报科科长的日常归档工作。四个月来他把情报科科长经手的全部情报复印件通过一家药房的外柜递交给特高课。药房在公共租界爱文义路靠近卡德路的地方，招牌上写着‘同济药房’，门口摆着一台老式血压计。"

　　"药房老板和老板娘都是日本人，但不是军人，是从大阪来的移民，在沪上开了十几年药房，表面上只卖成药和药材，药房后面有个小隔间，里面有一台短波电台。电台操作员是老板娘的弟弟，退役海军通讯兵。每次情报从科长办公桌到‘账房’手里，再到药房后间，再到特高课课长办公桌上，前后不超过半天。”

　　王耀华的脸色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不出变化，他靠在门框上的姿势也没变，但搭在臂弯里的手指已经松开了。魏队长站在他旁边，听到“刘阿四”三个字时把嘴里那根没点的烟从左边嘴角挪到了右边嘴角，然后用力咬了一下烟嘴。

　　老邢的铅笔头在纸上沙沙地响，记录着每一个人的身份、每一次情报传递的方式和路线。

　　罗洪——照相馆钱老板——特高课，刘阿四——刘阿三——铃木，账房——同济药房——特高课。三条线，三个完全独立的情报管道，每一条都在中统内部埋了至少好几个月。

　　秋山交代完最后一个名字，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瘫在椅子上。

　　说完之后他忽然抬起眼，看着王耀华，嘴唇蠕动了几下，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知道的都说了，你们去查就知道了，都有证据。”

　　王耀华偏了下头，示意老邢拿着记录簿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