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与归人

日子像流水一样，在冰城的漫天风雪里滑进了1985年的元月。

　　进入一月，哈尔滨迎来了最滴水成冰的严寒季节。大街上的人们把水獭帽、狗皮帽子压得极低，呼出的哈气瞬间就能在眉毛和睫毛上挂起一层白霜。但对于建设街的老陆家来说，这段日子的空气里却总飘着一股子让人坐立难安的盼头。

　　一月中旬的这天下午，天色阴沉得厉害，鹅毛大雪又沸沸扬扬地扯了起来。

　　哈尔滨火车站的站台上，高大的蒸汽机车正“哧哧”地喷吐着粗重的白色蒸汽，将整个站台熏得雾气昭昭。下车的人潮如决堤的洪水般涌向出口，检票口处顿时挤得水泄不通。

　　陆卫东穿着一身笔挺的警服大衣，大檐帽下那双锐利的眼睛，此刻正一动不动地盯着出站口那狭窄的铁栅栏门。他身旁，王淑芬把两只手死死揣在袖筒里，伸长了脖子，脚底下急得一下一下直直跺。

　　“卫东，瞅见没？这北京来的车都进站半天了，咋还没见着人呢？”王淑芬的声音里带着抹藏不住的急切。

　　陆卫东从兜里摸出一根“大前门”点上，吐出一口烟，声音沉稳：“急啥，北京到冰城二十多个小时，又是硬座，车上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秀兰那丫头肯定带了不少行李，拿东西也得费些工夫，别着急。”

　　话音刚落，就瞧见出站口那人头攒动的地方，一个扎着两根麻花辫、围着一条粗毛线红围巾的年轻姑娘，正吃力地拎着一个巨大的画夹，另一手还死死拽着个鼓囊囊的帆布行李包，顺着人流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外挤。

　　“妈！爸！”

　　清脆的喊声穿透了嘈杂的人潮，陆秀兰一抬头，瞅见了站台外那抹标志性的橄榄绿警服和那张熟悉的面孔，清秀的脸蛋上顿时乐开了花，拼命地挥动着胳膊。

　　“哎呀，我的闺女！”王淑芬一瞧见大闺女，眼泪差点没掉下来，赶忙迎了上去，一把夺过秀兰手里的帆布包，“瞅瞅，这脸都瘦了一圈，在北京吃苦了吧？”

　　陆卫东大步上前，伸手接过了那个沉甸甸的画夹，用另一只粗糙的大手拍了拍女儿肩膀上的落雪，眼中满是慈爱：“回来就好，走，咱们回家！”

　　半个多小时后，新居的木门一推开，一股子夹杂着炖肉香的滚烫暖气便扑面而来。

　　老四秀芳和老五志平早就等在屋里了，一见姐姐进门，立刻欢天喜地地围了上去。王淑芬急吼吼地把闺女按在烧得热乎乎的暖气旁边，端上了一碗晾得正好的红糖姜水。

　　“先喝两口暖暖身子。灶上炖着酸菜五花肉呢，一会儿就能吃！”

　　陆秀兰一口气喝了大半碗热姜水，整个人才算彻底暖和起来。她扯下红围巾，看着这间宽敞、亮堂的三室一厅，眼里全是新奇：“爸，你们单位分的这房子真气派，比咱们在齐市那个平房大多了！这暖气烧得，比我们美院的画室还热乎！”

　　陆卫东坐在饭桌旁，笑眯眯地看着闺女：“在首都待了几个月，见识了不少大世面吧？信里说得含含糊糊的，现在到家了，跟爸妈好好唠唠。”

　　一提起北京，陆秀兰的小喇叭顿时打开了，清澈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爸，妈，现在的北京城，那可真是变了天了，比我刚去的时候强太多了！满大街都是穿喇叭裤、戴太阳镜的年轻人，那些个体户在街边支个摊子，卖大碗茶的、卖南方服装的，天天收钱收到手软。我们学校门口有个卖煎饼果子的老大爷，现在一个月挣的，顶得上我们教授好几个月的工资呢！”

　　“闺女，这老百姓自个儿做买卖，真能挣那么多？”王淑芬一边往桌上端菜，一边听得直咂舌。

　　“那还有假？现在北京都在传，‘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大家伙的思想活络得很，连我们美院画壁画的学长，都私底下接活儿给新开张的私营大饭馆画门面，一张画就能拿这个数！”秀兰伸出三个手指头，满脸的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