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考
秀芳看了他一眼：“没事，爸。我妈送我就行。”
陆卫东把目光转向王淑芬：“你们打车去吧，别坐公交，考场那边人多。”
“我知道。你忙你的吧，别操心我们了。”王淑芬说完，把门开大了一些，用手臂挡住了门框外侧，侧过身让秀芳先出去，然后跟在后面也出去了。门在她身后合上，发出一声轻响。陆卫东站在原地，听着她们下楼的脚步声，直到那声音越来越远，彻底被楼道里的寂静覆盖
他骑自行车去省厅，路过秀芳考场所在的学校时没有减速，只是看了一眼门口站着的人。外面有很多家长，有些靠在墙上，有些蹲在路边抽烟，有些在小声说话，没有人大声喧哗。他收回目光，继续往前骑，把那个路口留在身后。
到省厅之后他先把昨天收到的材料翻出来确认了一遍，在窗前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拨了道外分局档案室的号码。接电话的是个中年女声，陆卫东报了单位、姓名，然后说：“我需要调一份户籍名单——道外区近十年内所有登记姓名为‘吴建民’的人员记录。”
“同名同姓的恐怕不止一个，这个姓和名都挺常见。”档案员说。
“我知道。先全部调出来，年龄范围在二十到三十五岁之间。我会亲自过去看。”
挂了电话之后，他收拾了一下桌上的材料，把笔记本和钢笔装进外套口袋里。走廊里的电风扇嗡嗡地转着，吹出来的风带着一股灰尘被搅动起来的干燥气味。他穿过那段走廊时脚步没有放慢，下到一楼，推开了省厅的大门。
骑车去道外分局的路上，阳光直直地落在肩膀上。他骑得不快，脑子里把现有的线索又过了一遍。一个只留了区域、没有门牌号的地址，一个在印刷厂待了一整天的临时工，一本没有被人记住面孔的登记簿。这些碎片如果能拼到一起，拼图中间缺失的块就会少一些。但如果查不到吴建民在道外区的任何登记记录，那这条线就会在这里断开，所有已经收集到的信息都会变成独立存在、彼此之间没有交汇点的碎片。
到道外分局的时候，档案室的门敞着。里面不算大，两排铁皮柜沿着墙壁排列，中间摆着一张木桌，桌面上放着一摞发黄的户籍卡片，纸张边缘有些卷曲。档案员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蓝布褂子，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她指了指桌上那摞卡片：“道外区登记姓名为‘吴建民’的人员，从1976年到1986年，一共十三人。年龄在二十到三十五岁之间的，有五个。剩下的不是太小就是太大。”
陆卫东把外套脱下来搭在椅背上，在木桌前坐下，伸手拿起第一张卡片。纸面已经有些发脆了，边角微微翘起，钢笔字迹褪成了浅褐色，在光线下勉强能够辨认。他把那张卡片的正面和背面仔细看了一遍，又拿起下一张，一张一张地往下翻，每翻完一张就放在左手边叠成一摞，像在一层一层地筛除那些不可能出现在同一位置上的选项。他翻到第五张的时候，手指停了下来。
这张卡片的纸张比其他的略新一些，不是同一年登记的。住址栏写着一个具体的街名和门牌号。字迹清晰，墨水颜色比其他的深，落笔稳定——和那些潦草、不统一的登记笔迹不同，这张卡是打印的，不是手写的。他注意到这个地址所在的街道和他记忆中那间废弃水泥房的位置之间隔着三条巷子，从地图上看是相邻的。
他把那张卡片单独放到一边，又看了其余几张，逐一排除：两个已经迁出本地多年，一个登记的年龄与实际不符，还有一个的体貌特征与印刷厂临时工的描述对不上。只剩最后一张，就是那张打印的卡片。他拿起那张卡片，重新看了一遍上面的信息——街道、门牌号、登记日期、户主姓名。上面的字迹清晰工整，不像其他卡片那样模糊不清。他把它放在笔记本旁边，然后站起来。
“这张卡片的登记日期，是1983年秋天。同期有没有变更记录？”他问。
档案员想了一下：“有些房子的户主信息不一定及时更新，有些人搬走了也没注销。你要查的话，我还得翻一下电表记录。”
“先记一下这个地址。我去那边走一趟，回来再跟你说。”
他把那张卡片上的地址抄在笔记本上，然后把卡片放回桌面。他走出档案室时楼道里传来一阵说话声和脚步声，混在一起又被楼梯间吸走。他沿着楼梯往下走，推开楼门，重新走进外面那片还在发烫的阳光里。
他按照卡片上的地址找到了那栋房子。不是民居，而是一栋废弃的老楼，外墙的红砖已经风化剥落，露出了内部的灰泥层，墙面上的油漆在多年风吹日晒下已经完全褪尽，只能依稀辨认出残存的字样痕迹。门窗都用木板钉死了，木板边缘已经发暗发灰，上面残留的固定钉也已锈蚀，好几处已经松脱。他沿着外墙走了一圈，注意到二楼有一扇窗户的木板被人动过——钉子是新钉的，铁钉周围没有积灰，和周围那些已经深锈的旧钉之间隔着明显的时间差。他没有停留太久，把那扇窗户的位置记在了笔记本上，然后沿着来时的路走回大路上。
回到省厅之后，他把那张卡片上的地址录入了一份新开的档案记录，在旁边标注了“1983年秋登记”和“窗户有新钉痕迹”，然后把笔记本合上。窗外街对面的路灯已经亮了，天色开始转暗，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在即将消逝的光线中拉出一道道浅浅的影子，像是正在被缓慢地收起，每一道都比前一道更细、更短，然后彻底融入暮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