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学生就是“好学生”吗

　　“你找过她们本人吗？”

　　“我试过。她们都在外地读书，家里只有父母在。”他说，“第一个给我开门的人是赵秀兰。她问我是不是陈雪的同学，我说是。她让我进屋，给我倒了水。她说话的语气和陈雪很像，那种慢条斯理的、让人放下警惕的语气，就像她女儿当年写那封信的时候一样自然。”

　　“那天你做了什么？”

　　“我坐在她家客厅里，想着她女儿在信上写那些话的时候，可能也用过这种语气跟她说话。她问我要不要留下吃饭，我坐了一会儿，然后走了。”他停了一下，“我走的时候，她送我到门口，说让我常来坐坐，然后……她死了。”

　　陆卫东没有接话。他知道赵秀兰死的时候没有挣扎，她是在完全放松的情况下被人勒死的。

　　“高静呢？她是第二个？”

　　吴建民点了点头：“她是联名信的发起人之一。那年暑假她回来，我在她家楼下等了几天，等她父母出门上班。她开门的时候我说我是她高中同学，她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让我进了屋。”

　　“她认出你了吗？”

　　“她记得那件事，但记不清具体是谁了。她说她写那封信的时候是别人叫她一起签的，信的内容她没仔细看。她问我找她有什么事，我说没事，就是路过。她给我倒了茶，放在茶几上，问我后来去了哪里。”他的声音低了一些，“她问那些问题的时候，像在问一个她只听过名字但从未见过的人。”

　　“你什么时候动手的？”

　　“等她转身去阳台收衣服的时候。她一直背对着我，没有转过来。”

　　陆卫东没有追问细节。他坐在那只倒扣的木箱上，等了几秒：“班主任呢？你去找过他吗？”

　　吴建民的手指在纪念册的边角停了一下：“找过。他退休了，住在城东。我敲门的时候他开了，认出了我。他说那封信他看过了，也觉得处理得有点急，但当年那种事处理得快才能维持纪律。他说他到现在还记得我的名字。”

　　“你动手了吗？”

　　“没有。走的时候我问他，有没有想过找我当面问清楚那封信里的内容是不是真的。他没有回答。我走的时候，他站在门口，没有叫住我。”

　　陆卫东看着他，光线从高处几个天窗漏下来，照亮了两人之间的地面上那几个散落的空酒瓶。

　　“被开除以后，我试过在牡丹江本地找活干，但没有人愿意雇一个被开除的学生。后来去了哈尔滨，在道外区打过零工，也没待多久。我妈在那之后病了一场，身体一直没好，我断断续续在家和哈尔滨之间来回跑。前年她走了，走之前没有问过我到底有没有做过那些事。她只是说，她知道我不会做那种事。”

　　陆卫东没有接话。他站起来，朝厂房门口走去。

　　后来，那本纪念册被放进证物袋，那只铁皮箱子被原样封存。班主任的住处被搜查之后，从他阳台花盆底下挖出一只铁盒，里面装着当年的退学记录和几封没有寄出的信，收件人地址栏里写着陈雪的名字。陈雪的父亲在辨认那些物品时停了一下，没有伸手去碰，只是看了一会儿，然后说“拿走”。高静的母亲在返回之前提交了一份简短的陈述。方敏的父亲没有来，只是让派出所转交了一句话：“她在外地，一直以为是自己害了人。她不知道那些信会让人退学。”

　　傍晚，陆卫东站在牡丹江市局的走廊里，把案卷夹在臂弯里站了一会儿。走廊尽头的光线正一层一层地收窄，在距离他几步远的位置缓慢退去，最终停在离门口不远处的地面上，不再移动。赵秀兰、高静以及其他人留下的痕迹也已经各自归位，被收起、标记、归档，不再需要被重新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