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零三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上

说白了，中国和日本的战争，是一场一个十八世纪的分裂的农业国家和一个二十世纪的统一的现代化工业强国的战争，两国之间的差异，绝对不仅仅体现在武器的优劣方面，还体现在彼此之间构成国家基本条件的严重落差，那个时候，西方说中国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是正确的，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生了病的人，一个生了病的人，不把病治好，怎么去和人家打架？

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道理，一个基本到连小孩子都明白的道理，但是在某些人的嘴里，却成为了国府无能和腐败的代名词；校长很清楚中国的问题，所以要先攘内，后安外，这是兵家用兵基本法则，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没有错误，是正确的，不把自己处理好了，到时候前门赶虎，后门进狼，当如何自处？很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困境，外有猛虎，内有恶狼。

我只能说，历史没有给校长那个机会，天不与华夏，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校长一开始就明白这个问题，所以一直尽力的拖，拖，就是希望可以拖到中国有那个能力和倭寇一较高下，我们需要的时间不多，到二战正式爆发的民国三十八年，就足够了；但是当校长发现一切都无法阻拦的时候，只有寄希望于外部支援了，这不是没有骨气，不是卑躬屈膝，而是中国的现状，不得不如此，一个十八世纪的农业国家和一个二十世纪的工业国家的战争，在世界上，也没有几次。

无论是什么人，什么党派，在那个时代的中国，都无法取得比校长更好的成绩，这是历史的事实，是国力的差距，是科学的测算，我之所以可以取得那样的胜利和功绩，是因为我在十八世纪的国家里面，建造了一支二十世纪的军队，并且以二十世纪的军事思想带领他们，和二十世纪的强敌作战，我的战绩表明，如果中国和日本同处于二十世纪，日本绝对不是中国的对手，但是我们落后了两百年。

可是十八世纪的中国拥有的二十世纪的军队不多，无论如何，也无法取得对一个里里外外都是二十世纪的国家的完全胜利，因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不是泄气话，这是实际，校长尽了他所能进到的最大努力，这比起某些只会耍嘴皮子而什么也不做的人来说，好了不知多少倍，可是校长还是失败了，八年抗战过后遍体鳞伤的国府，已经没有带领中国继续走下去的能力了，如果没有人捣乱，休养生息，自然是可以的，可是要是有人捣乱，国府奄奄一息的身体，就会崩溃。

我们孤军奋战了四年又五个月，一直到了民国三十年珍珠港事变爆发，美国的参战使得我们多多少少缓和了一些压力，民国三十一年，中国战区成立，校长成为了统帅，是全世界四大统帅之一，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暗地里，正如我所理解的，是彻底将中华民国送入万丈深渊的阴谋，英美列强全球战略上重欧轻亚之严重偏颇，不仅仅使得中国所得到的极为有限，甚至负担却增加了许多，由此，我们反而视此一时期为抗战以来最为黑暗艰苦之时日。

比如说，因为杜立特轰炸日本本土所惹来的浙赣之役，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却因为这些美国人的莽撞，使得倭寇大肆报复，报复的方式就是无休止的轰炸，二十万老百姓因而死于非命，又如滇缅路战役，我们固然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运输补给线而战斗，但不幸的是，英国人的无能与愚蠢，使得我们葬送了公路，还付出了伤亡，其实如果不是我指挥战斗，我的战斗与战绩足以让史迪威闭嘴，中国远征军面临的后果，可能更为凄惨。

正所谓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为了那些看得到拿不到的物资，中国从主动变成了被动，从光天化日，坠入了漫漫长夜……

早在远征军南下之后没有多久，国内就爆发了常德会战，倭寇本来是打算以此威胁中国远征军，导致中国远征军无法南下，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离开的是一百军，补上来的，是无数精锐强悍的整编军，所以整个常德会战，中国军队把日本军队打的狼狈败逃，会战的中心常德，是由七十四军五十七师防守，这个师的师长余程万我还见过，我很欣赏他，他也是一个很硬气的军人，率领一个师和两个师团的倭寇战斗了十一个昼夜！

七十四军虽然是整编军，但是那个时候的五十七师只有八千多人，战斗到最后，余程万师长只带领着三百多人生还，没有人不带伤；可惜的是，因为没有达到校长的要求，而且有人进谗，说余程万擅离职守，校长很生气，下令将余程万投入监狱，判刑两年，抗日英雄沦为阶下囚让王耀武军长很难过，我也不舒服，所以我们联名上书校长放过余程万，最后在被拘留四个月之后，余程万获释。

获释之后，余程万升任了七十四军中将副军长，可惜的是内战时期摇摆不定，最后自觉两头无路，最后去了香港，依靠着自己积累下来的财富和经营策略，把生意弄得很红火，但是因此引来了劫匪的窥视，最后死于劫匪与警察的互相射击之中，不能不说这是悲剧中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