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变故（三）：对峙

他挑了挑眉，从兜里掏出黄色的烟盒，上头写着“黄鹤楼1916”。抽出一支叼在嘴里，用唾沫浸湿，他才想起来去掏打火机。打火机很新，是上个月才买的都彭。通体上着勃艮第红色的大漆，漆面深处仿若有暗金色的火焰流转。机身两侧则镶着18k金的边，向两条通向康庄大道的轨道。

他用拇指和食指握住机身，“咔”的一声拨开顶盖，将打火机翻转90度后拨动滚轮。随着一声悠长而清越的金属鸣音，火焰便流畅地从侧面喷出。

这本是个十分老派而绅士的动作，在他做来却不伦不类，十分做作。

周行云和父亲周怀山都不抽烟，所以对打火机的牌子也不甚熟悉。但这打火机被周怀民这么一摆弄，就算他先前不知道很贵，现在也知道了。

周怀民将烟点燃，深吸一口，吐出一个大大的烟圈，一颗过分长的黄色门齿半呲在外面：“嗨，什么大钱，稍微回了点本而已。再说，这年头生意也不好做，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今天赚两三个子，明天就能赔得底掉。”

这个男人正是比周行云父亲小了两岁的亲弟弟，周行云的亲叔叔。

据家谱记载，周家往上好几代都行医，祖宗们之前都在沧州、保定那一带做游医。

一直到了周行云太爷爷那一代，带着本家传医书和几张秘方来到卫城闯荡，闯出了一点不大不小的名声，才终于在卫城站稳脚跟，在五大道边缘的正吉路的某个巷口置下一间前店后屋的小小产业，取名“周济堂”。

“周济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在爷爷手里也曾经辉煌过的。

爷爷周丰泽医术精湛，既擅长治疗筋骨劳损，也擅内外调理。那个年代卫城码头工人和车夫众多，有个病有个痛的，都习惯了找周丰泽来看看。

虽然每笔单价不高，赚不了几个钱，但医馆每日来者络绎不绝，自然也能聚沙成塔，保周家全家吃穿不愁。

更加幸运的是，周丰泽曾治愈过一位干部的旧疾，这是他一生最骄傲的事情，也正因为此，医馆即使在最为特殊的时代也得以被好好保存下来。

再后来，周丰泽连着得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取名周怀山，小儿子取名周怀民。他便更加觉得这是天意，觉得周家的医馆是要世世代代传下去的。

可这世间万事万物，或早或晚都是要衰落的，哪有什么能真正的永垂不朽。

只是没想到，“周济堂”的衰落会来得这样快。两千年后，随着卫城中心环岛处世纪钟的落成，卫城的医保体系也迅速完善，覆盖和报销政策明显向更为规模化，也更为标准化的西医倾斜。又逢五大道附近进行旧城改造，大批大批的老街坊迁往更新的商品房小区。

人们像是树上的种子，在旧时代里，一树死一树生，种子掉下来，总还是会在同一片土地上扎根。

可是忽然有一天，一阵狂风刮过，将种子吹得很远很远，吹到了另一块土地上。种子只是种子，不是每一年都要固执迁徙的鸟儿，哪块土地都是土地，有点水、有点阳光便能长成参天，在新的地方扎根，便再也不会回去了。

周丰泽的大儿子周怀山从小就是个乖孩子，将他那套“世代传承”的理念和愿景刻入骨髓，十二岁起就跟着周丰泽一起出诊了，写药方、抓药等杂事一应包办。

而周怀民则刚好相反。自出生那天起就不是能坐得住的性子。

他打小就喜欢招猫逗狗地满街皮，后来稍微大点，又迷上了当“小倒爷”，连作业也不写，天天就琢磨着把小巷子里的糖堆给倒卖去电影院，在学校门口兜售张国荣、翁美玲等港星的不干胶贴画，还弄了一箱小人书、磁带之类的出租给学校和邻里的孩子们看。

但别看他今天弄这个，明天弄那个，一副三分钟热度不着调的样子，倒还真的是给他倒腾出点钱，买了辆二八凤凰自行车，骑着去带女同学。

给周丰泽气得够呛，一开始还试图把他给掰回来，后来认定了他就是不务正业，加上年纪上来精力跟不上了，便彻底将这个小儿子放养，一门心思培养大儿子继承衣钵。

周怀山也算争气，高考考上了卫城里头的一间中医药大学，大学毕业后就逐渐从周丰泽手里接管了“周济堂”。周丰泽的积蓄大半用来供周怀山读高中、读大学了。

而周怀民则高中就辍学，从周丰泽那里要了点钱便南下去倒腾电子表、喇叭裤。自那以后兄弟二人便鲜有交流。就算中间周怀民有段时间回了卫城，买房、娶媳妇、生儿子，也就摆酒的时候请了周丰泽和周怀山去，其它时候都是不怎么往来的。

一直到七年前周丰泽去世，都是如此。

临终前，周丰泽在病床前口头交代遗嘱，把药铺和后头的这间房留给大儿子，存款二人平分，药铺的收益则由大儿子给小儿子分红。当时他病得厉害起不来床，兄弟二人都没对他的决定有任何异议，周丰泽也压根没想到以后会有兄弟阋墙这回事，便没有留下任何字面上的证据。

可到了新世纪，房价连年上涨，药铺收益却日益下跌，周怀民在俄罗斯和雪城边境倒腾木材时出了点岔子，资金一时周转不开，便打起了这间药铺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