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嫡长子第135节
这就是蒋瓘说的，趋利避害，人人如此。
限制酷刑得利的是朝中百官，锦衣卫本就是来对付他们的。而要杀的是那些为非作歹的基层官吏……反正又不是杀我们。
第一百五十四章 攒一攒家当
以太仆寺少卿蒋瓘斩立决为信号，锦衣卫在霸州三县掀起整治官吏、豪强欺压马户的雷霆行动，马户在养马过程中需要审验、点视等诸多过程，每一个过程都需要人，如此规模的除恶行动又是骤然而发，很难不错杀些人，所以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会有一些村里的恶霸一并被砍了，或许就是性格嚣张了点，或许就是凑巧在这个节骨眼和谁起了争执。
因而最终报上来的，是三县所涉官吏足有数百人之多。
好在这种动荡时期，有张永率领军容齐整的腾骧左卫‘招摇过市’，哪怕是亡命之徒也都老实了起来。
且许多官吏是恶名在外，所以毛语文查探起来并不费力，这项行动也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扫过霸州三县。
而后内阁、太仆寺和《明报》都及时跟上，内阁和太仆寺一道，代拟太子旨意，明确要求北直隶其他各府州县，要约束臣属、不得欺压马户。
有霸州这个血淋淋的例子摆在眼前，怎么也得管上一段时间。
虽然太子谋划的这次行动没能从根本上破除民牧带来的深层次问题，但自上而下的政策压力也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
随后太子再发旨意，调詹事府左中允费宏，任霸州知州。
当初接任杨廷和和张天瑞的是费宏和靳贵，费宏任左中允后，做事可称勤勉，而且不愧状元出身，人也聪明。
朱厚照和他说过几次话，觉得他处事镇定，头脑清楚，所以这次也将他外放为官。
霸州刚刚经历了大变，管的怎么样，这对费宏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
至于那个靳贵，
他话很少，每天像个小透明一样，朱厚照现在有了文书往来的必要，所以就把靳贵当个秘书在用。
这天，梅可甲的儿子梅怀古带了一封信。
梅可甲在信中介绍了海外贸易的情况，以及要起解京城的六十万两银子，
朱厚照在殿里面转悠，心里则思考着，这梅可甲还是懂得摸自己的心思，知道自己最为关心海贸，最是需要银子。
“刘瑾。”
“奴婢在。”
“咱们还有多少银子？”
太子至今分别是从李广和大同那边敲了两笔，除了‘抄家’这个手法，还没有过其他的方式赚钱。
而学宫的耗费不小，主要因为它没有什么收入来源，一个女子医馆也赚不了多少，
张成田的《明报》甚至还亏损，也指望不上，因为它有政治目的，为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其实卖的很便宜，一年下来还得贴给他十万两左右。
“书院至今还在建造以扩大规模，仅是建筑费用，张天瑞那边已经花费了近一百万两，每月为了维持那些孩子食米、食盐等开销又要三四万两，上次张永去霸州一趟，人吃马嚼的又有三十万两银子出去，眼下咱们就剩一百二十多万两银子了。”
朱厚照自己在算账，教育这个东西，不投入是不大可能的，该花的钱还是要花。而且他有预感，像马匹，最后也还是要由国家财政兜着。
因为马这种东西，它的需求会在战时一下子高得不得了，国家为了保证军事能力，只能自己供养一部分，或者就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
不过就目前来看，这些银子还是足够书院那边消耗的。
眼下已经是弘治十二年了，他得开始积攒力量，在他的记忆中，弘治十三年大同是有边患的，但他不准备豁出去打，
杨尚义那边虽说要编练骑兵，但现在看来时间不足，既然如此，还是不要轻易的冒险、浪费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家当。
尤其他一些政治动作具有‘争议’，而军事上的失败往往会给这样的政治人物带来相当被动的局面，虽说他是太子，弹劾不了，但一旦冒险导致败退，对他的威望打击很大。
而除了弘治十三年、十四年，
十七年和十八年鞑靼人也都有较大规模的入侵。
历史上，这几次大明都是以守住为主，也有人提议过要打出去，比如陕西巡抚王勇，他曾提议要在开春的时候扫荡在河套地区驻牧的鞑靼人，但刘大夏任兵部尚书之后，一味以守为主，朝中的大臣也不支持王勇，害怕因此而遭致更大的失败。
朱厚照坐下来，略一思量后开始动笔，朝廷的边关防御之策在近年来应仍以稳妥为主，因为敌人快速、灵动的优势及我方缺少优势兵力的事实，所以我军不应过分强调作战的勇气与意志，而让官军在不利的条件下战斗。但军学院走出的将官应在几次实战中了解、摸索、亲身体验鞑靼人的战斗风格，朝廷也要积蓄力量，以准备在适当时候给以致命一击。
这些话，他是要带给那些学员的。
话说回来，政治家一旦有军事行动的胜利，他将无往而不利。
比较一下，近期出击、风险大、后果严重，迟上三四年，把握更大，获利更多。
还用想么，这几乎不算什么难以做出的选择。
所以眼下最为重要的就是攒家当，
梅可甲起解运到京里的银子应尽数封存，攒起来，作为数年之后的军用。
在此过程中，应当尤其关注官牧马场的管理情况，尽可能的多培育马匹，若现实情况确实不够，那么在弘治十五年、十六年就需要扩大茶马贸易规模，从西域提前购马。
而粮食……
其实弘治皇帝虽然也有糊涂的时候，但他确实是认真治国的君主，
弘治二年，前任刑部尚书白昂受命治理黄河，
弘治五年，前任工部尚书徐贯受命治理江南苏松河，彻底解决了江南水运的淤泥堵塞，而以往水患多发的江南大地，从此水灾顿渐，在之后的二百多年里，几乎是旱涝保收的鱼米之乡。
弘治六年，刘大夏受命治理淮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