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与出路
案子结了之后，陆卫东难得清闲了几天。每天按时去省厅，处理些积压的文书，下午准时回家。王淑芬说他这阵子像换了个人，不再半夜三更被电话叫走了。陆卫东笑笑，没接话。他把办公桌收拾干净，该归档的归档，该销毁的销毁，桌面上只剩一只搪瓷缸子和一本台历。
那天上午，他坐在办公室里翻看一份新送来的材料，没什么要紧事，就是一份各市局上报的季度治安总结。他翻了翻，放到一边。窗外的杨树叶子已经长出来了，嫩绿色，在风里翻动着，光透过叶隙落在桌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随着风的方向移动。他盯着那些光斑看了一会儿，然后把椅子转了个方向，拉开办公桌最下面那个抽屉。
抽屉里放着一本旧的全国地图册。他把它拿出来，翻到吉林省那一页。长春市的位置用铅笔画了一个圈，旁边空白的地方没有写字。他盯着那个圈看了很久，把地图册合上，放回了抽屉里。
他在想一个人，一个此刻应该还在长春市粮油公司保卫科当小职员的人。上一世，这个人后来搞出了那个毁了多少家庭的东西。他见过那些被毁了家庭的人后来过成了什么样——有的疯疯癫癫的，有的离婚了，有的孩子离家出走再也没回来，有的倾家荡产跟着那个组织全国跑。他那时候还在嫩江当养路工，那些事离他很远，但他见过工友的妹妹被卷进去以后整个人像是换了个人，一个好好的人变得六亲不认，家里但凡有点钱就往外送，拦都拦不住。他记得那个工友在宿舍里喝多了酒，红着眼睛说了一句："她以前不是这样的。她以前是我们村最孝顺的闺女。"
陆卫东那时候不知道那个组织是怎么起来的，后来在报纸上、电视上，才慢慢拼出它的来历。那个姓李的玩意最早就是在长春一家小单位里上班，不知怎么就开始搞那一套了。一开始也是带功报告、集体练功，跟现在那些合气功之类的一个路数。但后来不一样了，他开始把自己往神的方向包装，要信徒交钱、放弃家庭、跟着他走，最后搞出了多少桩血案。他记得自己退休以后看的那些报道，隔着屏幕都让人心里发凉。
这一世，那个人现在应该还在粮油公司里当一个不起眼的职员。还没人知道他，还没人信他。他还有机会。
陆卫东把地图册重新抽出来，翻到那一页，用铅笔在长春的位置旁边写了两个字："确认。"然后合上，放回原位。他不知道具体该怎么操作，但不能再等了。有些东西如果不提前按住，等它长起来就晚了。他需要一个合理的由头去一趟长春，不能让人起疑，以查外地线索的名义过去，顺路做一件事。他现在还没想好具体怎么动，但他知道这件事需要被放在日程上。他把地图册放回柜子里，关好抽屉，像是把那件事暂时放在了它该在的位置上，等合适的时机再把它取出来。
周末那天上午，阳光从客厅的窗户照进来，在茶几上铺开一片亮黄色，把地板和沙发边缘都染上了一层暖光。王淑芬在灶房里和面，案板上撒了一层薄薄的面粉，擀面杖在面饼上来回滚动，发出一声声节奏稳定的闷响。志平在里屋写作业，偶尔喊一声"妈，饭什么时候好啊"，王淑芬应一声"再等一会"，他又安静下去。灶台上的锅咕嘟咕嘟地响着，水汽把窗户玻璃蒙了一层白雾。
电话响了。王淑芬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过去接起来，听了几句，脸上露出笑意，冲陆卫东招了招手："老三的。"她把话筒递给陆卫东，没有走开，站在旁边，手里还攥着那块抹布，像是在等什么。
陆卫东接过话筒，在沙发上坐下来："喂，秀兰？"
"爸。"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低，带着一点他熟悉的、不易察觉的迟疑，"我妈跟你说了吧？"
"说了。你谈了个对象？"
"嗯。半年多了，一直没跟家里说，想等稳定了再告诉你们。"
"那现在稳定了？"
"我觉得挺稳定的。"老三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像是在组织语言，又像是在确认接下来要说的话已经足够清晰，不会被误解，"他叫周远，比我大两岁，学雕塑的，已经留校了。北京人，家里就他一个。他父母都在政府机关工作。我去年秋天在中国美术馆实习的时候认识的，当时我在帮一个青年雕塑展做策划，他那组作品正好参展。我负责对接他的展位，一来二去就熟了。"
"怎么个熟法？"陆卫东问。
"刚开始就是工作上的事。他话不多，每次去他展位都是我在说，他在听。后来展结束了，他请我喝了杯咖啡，说谢谢我帮他调整展位。我说那是我的工作，不用谢。他说他请的不是策展人，是陆秀兰。我当时愣了一下，不知道该说啥。后来他又约我看过几次展览，都是美术馆的展，看完他送我回学校。去年冬天我画室暖气坏了，他帮我找学校后勤的人修了，修好那天我请他吃了个饭，然后就确定关系了。"
陆卫东在电话这头没有打断她。他听着老三说"确定关系"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他很少听到的东西——不是她在描述另一个人，而是她在确认另一个人已经进入了她的边界，在为他腾出空间。他没有追问太多细节，只是说了一句："那挺好的。他脾气怎么样？"
"挺好的。他性子慢，不爱着急。我们在一起这半年没吵过架。有时候我画画晚了，他会去画室等我，等我画完了再一起走。我在画室里画一两个小时，他就在旁边看书或者改学生的作品，也不催，等我说走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