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春节
这是刘湘长这么大第一次不在家过年。
石桥镇的春节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的。扫尘、祭灶、杀年猪、蒸年糕、贴春联、挂灯笼，一样一样地做，做到大年三十晚上，一家老小围坐在堂屋里吃团年饭。桌上一定要有鱼，年年有余；一定要有汤圆，团团圆圆。他娘眼睛看不见，但每年都要亲手包一簸箕汤圆，捏得圆滚滚的，一个破口的都没有。吃完了团年饭，他爹会带他去镇口的黄葛树下放炮仗。他爹放炮仗从来不捂耳朵，叉着腰站在树下，看着那一串串鞭炮在夜空中炸开，火花四溅，硝烟弥漫。他说：“炮仗响，鬼就跑。明年一年都顺当。”
他爹没了以后，放炮仗的人换成了他。他娘坐在堂屋里听着，听到炮仗响了，就点点头，说：“湘儿长大了。”
今年，没有黄葛树，没有团年饭，没有他娘包的汤圆。炮仗倒是有——缴获的日军子弹，被士兵们拆了弹头，把火药倒出来当烟花放。赵铁柱说这叫“鬼子烟花”，放起来特别响，崩得特别高，比石桥镇的炮仗强多了。
刘湘笑了笑，没说话。他蹲在营地外面的雪地上，看着赵铁柱带着几个老兵把那些拆了弹头的子弹壳一字排开，火药倒在雪地上，划了一根火柴。“呲”的一声，火药燃了，冒出一股蓝白色的火焰，照亮了周围士兵兴奋的脸。有人鼓掌，有人欢呼，有人高喊“鬼子放烟花了”，笑声在雪夜里传出去很远很远。
村子叫柳沟，藏在阳泉以北的一条山沟里，只有二十来户人家，全是土坯房，房顶上是厚厚的积雪，烟囱里冒着炊烟，炊烟在寒冷的空气中凝成白雾，久久不散。村民们听说川军要在村里过年，把祠堂腾了出来，又借了几间空房，还送来了白菜、萝卜、粉条和几斤白面。
独立营的士兵们忙碌了一整天。伙房的老陈头从大早上就开始忙活，和面、剁馅、擀皮、包饺子。猪肉是好不容易从老乡那里买来的，不到二十斤，切成细末，拌上白菜和盐，馅儿不多，但每个人都能分上五六个。王虎带着他那帮大巴山下来的老兵负责打扫卫生，把祠堂里里外外收拾得一尘不染，连供桌上的灰都用袖子擦了。赵铁柱带着人把缴获的日军军旗撕了，做成红布条，挂在门口当春联——没有红纸，就用这个凑合。张狗儿拄着拐杖，在祠堂门口指挥大家贴“春联”，他腿瘸了，嘴没瘸，喊得最起劲。
贴好了，刘湘退后两步看了看，说：“有点歪。”张狗儿连忙指挥人调整，调来调去，越调越歪，最后还是刘湘自己上去扶正了。他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布条，想起石桥镇家门上贴的春联——红纸黑字，字是毛笔写的，工工整整，每年都是镇上那个老秀才写的。今年的春联谁贴？他娘一个人，眼睛又看不见，怎么贴？
他没往下想。
夜幕降临的时候，祠堂里点上了几盏油灯，门口挂了两盏从老乡家借来的红灯笼。灯笼纸有些破了，风一吹呼啦呼啦响，但红光映在雪地上，暖融融的。全营的人挤在祠堂里、院子里，端着碗，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有人吃着吃着哭了，说想家了。旁边的人给他倒了碗酒，说：“喝口酒，就不想了。”那人喝了酒，擦了眼泪，又笑了。
赵铁柱喝了一大碗酒，站起来，拍着桌子说要给大家唱一段川剧。他唱的是《单刀会》——“大江东去浪千叠，趁西风，驾着这小舟一叶……”他的嗓子大，震得祠堂的房梁上积了一年的灰都在往下掉。唱完了，众人起哄让他再来一段，他又唱了《空城计》，唱到“我正在城楼观山景”的时候，忘了词，站在那里愣了半天，最后说了句“算了，不唱了”，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王虎喝高了，抱着一个老兵的肩膀，说起当年在大巴山上当土匪的事。他说有一年过年，他们抢了一只羊，烤着吃了，喝了一整夜的酒，第二天醒来发现雪地里躺着一个人——不是他们的人，是一个掉队的晋绥军士兵，冻得嘴唇发紫，缩在岩石缝里发抖。王虎把他拉起来，给他喝了碗热汤，那人喝完了，说“你们是土匪吧”，王虎说“是”，那人说“土匪还救人”，王虎说“土匪也是人”。
众人听得哈哈大笑，笑着笑着又不笑了，低头喝酒。
张狗儿靠在墙角，腿上盖着一条旧军毯，手里端着一碗酒，慢慢地喝。他不说话，也不笑，但脸上有了一点表情——不是笑，是一种很久没有出现过的松弛。他的眼睛里有了一点光，不是眼泪，是油灯的光映在湿润的眼底反射出来的。那块沈静秋送他的石头，他一直揣在怀里，此刻正贴着他的胸口，被他的体温捂着，温温热热的。
酒过三巡，刘湘端着碗站起来。
“弟兄们，过年了。”他说，“今年在山西过，明年，咱们回四川过。”
没有人说话，但所有人都在看他。
“我敬大家一碗。”刘湘把碗举过头顶，“敬活着的，也敬死了的。”
全营的人同时站起来，举起碗，一饮而尽。
酒是热的，心也是热的。
夜深了，酒席散了。士兵们三三两两地回帐篷睡觉，祠堂里只剩下几个收拾碗筷的人。刘湘没有睡，他走出祠堂，踩着雪，往村外的山坡上走去。雪停了，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半张脸，清冷的光洒在雪地上，把整个世界照得像白天一样亮，但不是白天的亮——白天的亮是暖的，月夜的亮是冷的，像冰，像刀，像一个人干干净净的眼睛。
沈静秋也坐在山坡上。
她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棉袄，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双手插在袖子里，蜷缩在一块大石头上。她看见刘湘走上来，没有动，也没有说话。
刘湘在她旁边坐下来，两个人之间隔了不到一尺的距离。月亮很亮，亮得他能看见她睫毛上的霜。她在外面坐了多久了？他伸出手，摸了摸她围巾下面的领口，棉袄是湿的。
“不冷？”他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冷。”沈静秋说，“但想出来坐坐。”
刘湘没说话。他从怀里掏出那瓶烧酒——从石桥镇带出来的，一直没舍得喝完，还剩小半瓶。他拧开盖子，递给她。沈静秋接过去，喝了一口，呛得咳嗽了两声，然后把酒瓶还给他。刘湘也喝了一口，酒是凉的，但入喉之后烧起一条火线。
“你爹是怎么死的？”沈静秋忽然问。
刘湘握着酒瓶的手顿了一下。
“病死的。”他说，“我十八岁那年，他咳了整整一个冬天，咳出来的痰里带血。镇上的郎中说，是痨病。吃了半年药，不见好。开春的时候，他让我扶他到黄葛树下坐了一会儿，看看天，看看树，看看镇子。回来之后，就再也没起来。”
沈静秋没有说话，只是听着。
“他是袍哥，仁字号的大爷，一辈子讲义气、守规矩。镇上的人说他好，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他死的时候，全镇的人都来送他，黄葛树下跪了一地。”刘湘的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他临死前跟我说了一句话——‘湘儿，袍哥的义字，不是写在脸上、挂在嘴上的，是刻在骨头里的。’刻在骨头里。”
沈静秋转过头看着他。月亮的光落在他的侧脸上，把他一脸棱角分明的轮廓照得像刀削斧劈。他的眼睛看着远方，不知道在看什么，也许在看月亮，也许在看月亮下面的四川。
“你呢？”刘湘问，“你爹妈呢？”
沈静秋沉默了一下。“我爹是成都的小学教员。我娘……我记不太清了，她死得早，我五岁那年，一场伤寒，没救过来。后来我爹又娶了一个，后娘对我不好，我就住到学校去了，很少回家。”
“你恨你爹吗？”
“不恨。”沈静秋说，“他老了，一个人住在成都，没人照顾。我好几年没回去了，也不知道他身体怎么样。”她的声音有些哑，但没哭。她不是会哭的那种人。“我在北平读书的时候，一二九运动，我上街游行了。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街上全是人，学生、工人、市民，好几万人。我们在街上喊口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喊得嗓子都哑了。后来军警来了，拿着棍子、水龙，到处抓人。”